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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数月后，林婉柔的案子正式宣判。

　　她因故意伤人未遂，被判入狱，并承担母亲的医药费用。

　　提前准备凶器、携带备用钥匙、确认目标后连续刺击，以及事后假装失忆逃避责任，都成了认定她主观恶意的关键。

　　宣判时，她仍然在哭。

　　她反复强调自己有病，强调自己从小缺乏安全感，强调她只是太害怕失去家人。

　　可这一次，没有人因为她的眼泪替她承担后果。

　　她曾经最有效的武器，终于失去了作用。

　　父亲和兄长也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代价。

　　他们阻止救治、隐瞒案情、对官府作出虚假陈述，分别受到责罚。

　　父亲失去了几个重要的生意，家中产业也陷入困境。

　　兄长被族中长辈撤去了管家之权。

　　那个曾经高高在上，教训我不要和病人计较的兄长，开始四处求人替自己解释。

　　可公堂上的证词和供状，都比他的解释更清楚。

　　母亲的命保住了，却留下了后遗症。

　　她无法久站，情绪激动时，伤口附近仍会疼。

　　她终于知道，“只是受些皮肉伤”这句话有多轻飘。

　　可她派人来传话时，仍然习惯性地要求：

　　“知意，母亲如今行动不便，你回来照顾我吧。”

　　“事情已经结束了，我们总归是一家人。”

　　我承担了该出的医药费用，却没有回去。

　　我没有报复她。

　　也不会重新做那个必须牺牲自己，才能证明孝顺的女儿。

　　我和谢临川重新筹备婚事。

　　婚礼规模不大。

　　没有请那些拿亲情逼我撤案的人，也不再由林家的脸面决定宾客、礼服和流程。

　　大婚前夜，我亲手检查了新宅的门锁，又把所有钥匙交给自己保管。

　　谢临川没有笑我过度谨慎。

　　他将新宅的内院钥匙放到我手里。

　　“这是你的家。”

　　“谁能进来，由你决定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