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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年国庆,我结束了第一个海外项目。
项目没有想象中轻松。我听不懂当地口音,也曾在会议上被客户质疑,最忙的时候连续半个月凌晨才回住处。
但每一份报告上都有我的名字,每一笔收入也真正属于我。
追款的调解也有了结果。
哥哥卖掉车,退回拿走的八万。
妹妹承认自己明知钱是医疗费,仍用于买房装修,签下二十七万的分期返还协议。
父母花掉的部分,有些证据不足,有些已无法追回。
四十八万没有全部回来。
但那张永远填不满的病床,再也拿不走我的下一笔工资。
回国后,我用这一年的积蓄付了一套小房子的首付。
交房那天,正好是十月一日。
工作人员将钥匙递给我,问门牌要写几个人的名字。
“一个。”
我回答。
手机在这时震了一下。
爸爸发来一张康复照片。他扶着栏杆练习走路,旁边站着哥哥和妹妹。
如今三名子女只承担核实后的治疗费,他们也开始轮流陪他复查。
妈妈问我,今年回不回家吃饭。
她说桌边给我留了位置,爸爸也有些话想当面道歉。
我看了很久,只回复了一句。
【今年不回。以后有必要的事,直接发消息。】
妈妈没有再骂我不孝。
大概这一年已经让她明白,眼泪、病床和断绝关系,都不能再让我回头。
我关掉手机,推开新家的门。
阳光落进空荡荡的客厅,地上放着那块被我带去国外、又带回来的门牌。
我将自己的名字写上去,端端正正挂在门外。
一年前,爸爸在长城上背着妹妹,全家笑着说,他们终于拍到了一家四口的国庆合照。
那时他们以为,被排除在外的人是我。
后来才明白,从谎言被拆穿的那一刻起,我已经走出了那个家。
而他们失去的,也从来不只是每月一万二。
我没有原谅。
也不再等待他们补偿。
爸爸早已站了起来。
现在,轮到我了。